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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64年，英国导演迈克尔·艾普特开始拍摄一部叫 7 Up（《人生七年》）的纪录片，跟踪拍摄14个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7岁孩子。之后他每七年再拍一次，迄今最新的是2012年的第八部：56 Up。

　　据说艾普特拍这部片的初衷是验证英国社会的阶层固化，富人代代延续，而穷孩子无法通过阶级流动实现命运反转。很遗憾，艾普特当年的想法准确得让人心寒。在 56 Up 中，满满是“寒门再难出贵子”的中国式天问。

　　有点小震惊的是，底层家庭出身的英国孩子们在成长中，似乎很缺乏改变命运的迫切与动力，有个孩子成年后的首要人生理想竟然是“生儿子，生几个儿子”，要恭喜他，英国梦还真成了。

　　片中基本看不到“读书改变命运”之类的励志场景，有的只是不停离婚，生了很多孩子，身材纷纷从当年的翩翩少年彻底走形，一水儿的体力劳动者或干脆做单亲家长去领救济。

　　大约在7 Up 的同时代，英国学者保罗·威利斯也在英国一个小镇采访了12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。在他后来的那本名著《学做工：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》中，威利斯提出了一个政治上不太正确的概念：“要解释工人阶级子弟为何从事工人阶级工作，难点却是解释他们为什么自甘如此。”

　　在威利斯跟踪采访的那所工人子弟学校中，孩子们将自己分成了两个群体——“家伙们”和“书呆子”。在充满反智文化的校园环境中，“家伙们”排斥文凭，通过逃课、哄骗、嘲弄老师和好学生，创造了反抗学校教育的阶级文化，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快乐教育。他们甚至认为学习与脑力劳动是“娘娘腔”的表现，身体倍儿棒、多泡妞，才是男子汉的校园追求。当然，他们的最终梦想是，早日像父辈一样步入工厂，从事那些只有男子汉才会做的工作——体力劳动。

　　威利斯确信，这就是英国校园的主流文化，是“家伙们”主动放弃了读书改变命运，从而使自己永久丧失了从事中产高薪工作的资格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对此无怨无悔，即使成年后发现了生活的真相，仍然坚信“我们只能干这个”。

　　仅从纪录片与书来看，英国的阶层固化甚至比当下中国还要夸张，他们连“逆袭”都放弃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似乎对孩子复制自己的人生，放养着继续待在底层，也没有太大的意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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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我的成长经历中，身边也有很多“家伙们”。但几乎无一例外的是，中国“家伙们”后来要么浪子回头，要么成年后通过对儿女的严格教育偷偷追悔当年的反智岁月。

　　那么，问题来了：为何中国人如此信奉读书改变命运，将阶层流动视作社会的最大正义，而英国人却是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？

　　从《大学潜规则：谁能优先进入美国顶尖大学》中大约可以发现，美国比英国也好不了多少，美国人似乎连“一代藤校，代代藤校”这么大的黑幕也默认了。

　　在 56 Up中，穷孩子们成年后过得挺拮据，缺乏现金流，孩子的高等教育都无法负担。但他们也只是“没钱”罢了，他们大多有简陋却体面的公寓，有辆丑笨却实用的汽车，挺着发福的身材去海滩晒太阳，出门就是完爆中国高档小区的绿地甚至森林。

　　总之，除了缺钱，他们那种穷让中国的穷人三观尽毁。

在高福利环境下，英国家长完全缺乏中国式苦大仇深的励志语境：你如果不好好学习，以后只能捡垃圾。英国底层家庭仍然像“家伙们”一样不忘初心，真诚相信着其实自己的人生还不错，因而完全缺乏逼迫孩子实现阶层流动的雄心。

　　我甚至阴谋论地认为，福利社会是西方精英社会的一盘大棋。资本家通过高福利，“赎买”穷孩子向上流动的动力，让他们在糖衣炮弹中消磨奋斗的意志，放弃对名牌大学及高级白领的名额竞争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让精英们躺着就能世代传承。当然，“家伙们”可以认为，福利是“娘娘腔”们上交的保护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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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而在中国人的历史逻辑中，社会公平似乎可简约为教育公平，逆袭成功的少数升官发财，跳高失败的继续低福利地惨着。

　　于是乎，全中国的家庭，有钱的没钱的，都以“不成功便成仁”的精神驱动孩子刺刀见红地竞争。其结果是，没有赢家，大多数底层孩子拼掉了快乐童年仍然无法向上流动，精英们也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——国内的竞争咋就这么激烈呢？

　　当然，精英们还有最后一招，送孩子去西方用高分碾压还在傻乐着的“家伙们”，以及没见过hard模式的有钱人家的伪“书呆子”们，用不快乐打败快乐。

本文作者张明扬，选自《财新周刊》。